想要杜绝类似“智慧城市热”的“怪象”，首先需要城市的主政者形成“决策智慧”，通过程序与规则来保障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，并善于借助市场的机制，激活社会力量的发展，从而赋予每个城市以个性与灵魂，而非千城一面。
忽如一夜怪风来，“智慧城市”花遍开。
据新华社报道，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城市在不同程度推进“智慧城市”建设，不仅包括东部沿海地区，连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卷入“智慧风潮”。更有机构预测，“十二五”期间我国将有600至800个城市打造“智慧城市”。
当前，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方向就是“促进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”，而“智慧城市”是在物联网、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，形成的一种新型信息化的城市形态。以“智慧城市”为显著特征的信息化，迅即为各地所接受，动辄宣称打造“智慧城市”，并将此作为城市的“新名片”。
但是，记者调查发现，当前一些地方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，存在盲目跟风、不发挥市场作用、概念多、多方评比、盲目崇洋等五大“怪象”。
应该说，各个城市因时而行、因势而动，积极把握城市发展潮流的行动无可厚非，但前提是需要因地制宜，寻找属于城市自己的独特定位和发展道路，否则就是拔苗助长，旧酒换个新包装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
换句话说，尽管“智慧城市”的概念很响亮，但这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比如“智慧城市”与之前的“智能城市”、“数字城市”是什么关系，究竟是观念的刷新，还是技术的更新，或者只是概念的变脸？同时，各个城市的基础条件又千差万别，发展层次也快慢不一，这种情况下的“智慧城市热”不能不说是一种新型“城市病”。
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，现实层面，经常容易看到那些“一窝蜂”、“运动式”的决策思维，主管领导“重点抓”、“全力推”的运行机制；盲目推进的背后，很难让人不与政绩饥渴之类的执政导向联系起来。
因此，惟有“决策智慧”，才能保障“城市智慧”。想要杜绝类似的“怪象”，首先需要城市的主政者形成“决策智慧”，通过程序与规则来保障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，并善于借助市场的机制，激活社会力量的发展，从而赋予每个城市以个性与灵魂，而非千城一面。
并且，“决策智慧”还表现为“执行智慧”，在决策时就要考虑到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，打破各个部门“各自为战”的状态，因为目前存在的不少让民众反感的问题，比如“办证难”、“盖章难”等，也在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，统筹不足。
退一步说，即便现在的“智慧城市”这种“一种命名，多种形态”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也存在一个“接地气”的问题。如果只是空中楼阁，不能惠民，不能让民众更便利，不能让生活更美好，这种所谓的“智慧城市”，倒不妨说是一种“愚蠢城市”，不要也罢。
